作者：陈汝智
原来驻守三都澳的军事机构是海军福建基地所属的海军水警区，师级单位。为了战备需要，1954年根据军委命令，海军福建基地迁移到三都澳岛，水警区则迁到厦门。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小岛（在宁德市南边一个海湾里只能看到一个如小米粒大小的岛屿，它就是三都澳岛），怎么能承受了一个正军级机构？何况岛上还有一个正师级的快艇支队！“山不在高有仙则名，水不在深有龙则灵。”我想肯定有它的独特之处，神秘之处。
词典上说：“澳是海边停船的地方”。我们早就听说“三都澳”在历史上就是亚洲最优良的军港之一，到了那里一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三都澳由三都岛和她周围的水域组成，她的出海通道是“东冲口”。如果把三都澳连同东冲口比作一把玉壶，三都岛就是玉壶里—颗悬浮着的璀璨明珠，大有“一颗冰心在玉壶”的态势。乘舰艇从东冲口进入，行30多分钟左右，便进入三都澳海域。东冲口像个老虎嘴，宽数百米，但进去以后，水面越来越宽，以至中间又矗起一个偌大的青山岛，把水道分为两股。青山岛东面有一个水域辽阔的渔场——关景洋渔场。每到春季鱼汛时，有上千条渔船在那里捕捞。1966年春天我曾经跟随“海上猛虎艇”，去那里向渔民宣传毛主席的“最新指示”，送《毛主席语录》和毛主席像章。那个场面确实使人激动。渔船你来我往，黑压压地一片一片又一片，一眼望不到边。渔民们忙忙碌碌，分秒必争。打出来的黄花鱼像金子一样，黄灿灿的，“咕哇咕哇”叫个不停。据渔民说，碰到好运气，一网就能打到上百担。
三都澳到处都可以建设军用码头。我在的那个年代，已经有三处军用码头，可以停靠数千吨级舰船。我离开以后，听说又修建了更多更大的码头，甚至可以停靠万吨级的大型舰船了。
三都澳有着非常理想的避风锚地。她几乎四面环山，不能说可以完全阻挡台风，但能够大大地削弱台风的嚣张气焰。避风海域有很多星罗棋布水鼓(形状像鼓，厚钢板焊接而成，直径一米八左右，漂浮在水面上，上端有系环，下边有锚链)，避风时舰船系在环上。那里就是舰船的安乐窝，不论大小舰艇和船只，只要进了三都澳的避风港，就像回到温暖的家里。
三都澳周围的山头上布设高射炮，因此空中相当安全。特别是紧靠山麓的礁头码头，它背后的山势陡峭威耸，飞机如果向它俯冲轰炸，瞬间就会撞上山崖。现在听说山上又布设了防空导弹，来袭者要想突破它的空防，恐怕更是要徒唤奈何了。
三都澳还可以开辟为商港。她离宁德市只有十几公里，宁德虽然不能通航大轮船，但一二百吨的小轮船仍可直达。礁头深水码头离飞鸾的闽浙公路和计划中的闽浙铁路，也只六七公里，交通十分方便。因此，外国人，不论是传教士或是商人，早就把那块地方看成是风水宝地。解放前曾有十多个国家，在那里传教和设立名目繁多的办事机构。那些欧洲风格的建筑，星罗棋布地掩映在绿树丛中。岛上一条街道，几条小巷，楼房鳞次栉比；还有宽大的石阶路通向山顶，商店、旅社、餐馆、海关、港务局，应有尽有，相当繁华。有人形容它为“瓦房街道百层梯”，还真有那么点意思。天主教更在岛上留下了十分显眼的踪迹。一栋绿顶的教堂，几栋两三层的楼房，现在成了军队的招待所和食堂，楼房则当做军人的家属宿舍。这里的教堂，解放前和罗马教皇联系很密切，解放后每年圣诞节前后，还能收到来自教皇的精美贺年卡和其他文件，直到六十年代末。我家住的就是过去修女们的寝室，是座两层方型小楼。房间在四周，中间是个大厅。每个房间都有两个门，门上有两个拳头大的镂空花纹图形。每层楼住五六户家属，吃饭都在一个公用的大厅。谁家吃什么都一目了然。那时候孩子都小，谁家餐桌摆上好吃的，那些不懂事的孩子就站在人家餐桌旁，弄的大家都不好意思。我家吃好的，别的孩子站着不走，只有给孩子一些才能打发了事；我家的孩子也是这样。当然孩子一站在人家的餐桌边，叔叔阿姨都会分给孩子些好吃的，比如一只螃蟹，一只大虾等等。孩子不会有什么感觉，但大人却感到很不好意思，很难为情。只要孩子再去求嘴，我们就把孩子喊回来，悄声告诉他：“这样不好！人家会说我们贪吃。今后想吃什么，告诉爸爸妈妈，给你买。”从此以后，孩子是不到人家餐桌旁求吃了，但是，见到人家餐桌上摆了好吃的，就把我们拉回房间里，说：“爸爸：今后你也买叔叔餐桌上那个好吃的好吗？”弄得我哭笑不得，心想；好几家都在一个大厅里吃饭，今天你吃好东西，明天他吃好东西，天天都比照买来吃，哪有这么多钱？但是，还是满口答应孩子。
离我家三四十米的天主教堂富丽堂皇，尖尖的屋顶，宽大的窗户镶嵌着一块块几何形状的彩色玻璃。墙壁凹进去的神龛里，立着一尊尊雕塑，有耶和华、圣玛利亚和那个叫耶酥的小胖孩。天主教其他几座建筑，有的建在山上，有的建在山腰。在她的周围种植一层层苍翠挺拔的树木，有松柏、木麻黄、樟树，白玉兰等等，还有果木树。台风过后，孩子们争向到那里捡食釉子等水果。以前我们经常看到的是盆里种植的白玉兰，从没有见过跟松柏齐高的白玉兰大树，离天主教堂十几米远的一棵白玉兰，就是这样一棵高达七八米的大树。每到春夏之交，周围飘溢着芬芳的清香。我家住的二号楼，离这棵白玉兰树最远也不过四五十米，晚上睡觉就能闻到春风送来的芳香。
据当地群众说，这些树并不是那些神甫和修女亲手种植的，而是承包给当地的老百姓，包种包活，每棵两块银圆。
山坡上一块块梯田郁郁葱葱，上面种植着地瓜、蚕豆和蔬菜。经常可以看到那些戴尖斗笠穿花衣服的妇女，他们挑着沉重的水桶，一步步向山上走去，或施肥或浇水，有的甚至身后还背着婴儿，忙忙碌碌的在田间劳动，看上去不禁使人倏然起敬。然而，岛上蔬菜仍然不能自给。地方政府在三都岛设立了“支援前线供应站”，我们习惯叫“支前站”。他们从宁德等外地采购蔬菜和副食品，以满足部队需要。军队供应站（后来改为海岸勤务部）管辖的酱油厂、豆腐房和面包房，还有冷库（储藏海产品），那里生产和储存的东西，基本上能满足岛上部队和来往舰船的生活需要。军人服务社也是个好后勤，那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军嫂。不要看她们拖儿带女，操持家务，照样和男的一样，外出采购和担着货郎担子下部队，送货上门。部队围海造田千亩，种植水稻蔬菜，养鱼养虾，不仅减轻政府负担，也极大地改善了部队生活。
三都岛的社情比较复杂，解放前几十年，一直是北洋军阀海军和国民党海军的基地，岛上不少人与他们来往密切。国民党海军撤离前，据说也留下了一些特工人员。解放初期，三都岛敌我双方的斗争非常激烈和残酷。国民党特务组织曾在岛上组织过一次暴动，袭击了我们的派出所，所长等人也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，就安葬在离我们办公楼不远的山坡上。每到清明时节，小学生们举着少先队旗，到烈士墓前凭吊，寄托哀思。
三都澳有一个半月形海湾，海湾的两端都是我们部队的指挥机关和码头，从这头到那头要走四十多分钟。如果筑一条堤坝，不仅可以缩短两地距离的一半以上，而且还可以在堤坝上建筑深水码头。圈起来的一千多亩土地，则可搞种植和养殖，或者建靶场和直升飞机场。
1966年5月7日，毛主席指示，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。这个大学校，不但要学军，也要学工，学农，也要批判资产阶级。这就是著名的“五七指示”。在这个大背景下，领导决定在三都岛围海造田。这不仅是一台大戏，而且是一台政治戏。部队轮流参加劳动，工地上始终保持近两千人的规模。
1969年春天，这台大戏开场了。它场面宏大，地动山摇，轰轰烈烈，大有移山添海的气势。因为要围起来的这片土地，涨潮时一片汪洋，只有退潮时才能筑堤垒坝。潮起潮落每昼夜相差近一小时，半夜潮落，部队半夜出工，凌晨退潮，部队拂晓上堤。白天红旗一片，夜间灯火通明；喇叭传出的音乐和部队啦啦队的鼓动声，此起彼伏，既像多重唱，又似交响乐，热闹非凡。我手下有几个可爱的小战士，有搞广播的，有刻蜡板印《五七快报》的。每逢节日或工程进度到关键阶段，还张灯结彩，放大气球。工地成了岛上的一个亮点，或者说一个景点。
一千多米的大堤，需要的土石方量十分惊人。因为没有机械，往山上取土石是不可能的，只有就地取海泥堆砌。没有机械，就靠一条扁担两只筐。海泥稀稀糊糊，官兵们白天一挑挑堆起的“泥龙”，晚上一场潮水，有时竟被荡为平地；夜间堆起的泥丘，白天一场潮水，变成了一个扁平的“丘疹”。还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：既无风又无浪，然而，经过几个昼夜，辛辛苦苦堆起来的泥丘，一夜之间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哪里去了？近两千人的筑堤大军，谁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？
大家都在纳闷。有的战士开玩笑地说：“杨二郎担山撵太阳，该不是他把泥土担走了？我们烧几炷香，请他再给我们担回来，再烧几张纸，请他给我们的海堤垒起来。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。有个战士绷着脸说：“辛辛苦苦筑了好几天，累死累活的，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，还有心开玩笑！”大家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，突然有人大叫起来：“跑到这儿了，你看！昨天这儿还平平的，今天鼓出这么大一个包。”大家都跑去看，有好奇者还拿着铁锨去挖，甩了二十几锨，竟发现有纸屑和香烟盒。有个战士认出了一个香烟盒，惊叫着：“可不是，这就是我昨天扔的‘飞马牌’烟盒，不信你检起来看看。”
出现这种情况的真实原因是：海滩长年受潮水冲刷，拉出了一道道深沟，沟两边的海泥受挤压的机会多，因此也就硬一些，离沟远一点就软一些。堆起来的海泥经过几天风吹日晒，相对干一些，在重力的作用下，逐渐下沉。沉下的海泥吃软不吃硬，顺着下层软一点的海泥就滑走了。
筑堤白天黑夜地干，上班时间跟着潮水跑，生物钟完全被打乱了，该睡的时候睡不着，困的时候又不让睡。觉没睡好，头昏昏的，出工时，走在路上腿打飘。有一位战士，出工时扛着扁担，扁担上挂着一副担泥的筐子。后边来了一辆大吊车，一下子挂着他的筐子上，把他裹进车下，后轮从他的腰间轧过去，造成髋骨粉碎性骨折，腹部大出血，送医院抢救无效牺牲。他是一位高干子弟，为筑这条海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为了表彰他的功绩，基地领导批准他妹妹入伍，继承他的事业。
我当时也快近不惑之年，体力精力都大不如从前，干一阵子就感到很疲劳。那天晚上我想逃个滑，吃罢晚饭先睡一觉，等大家干一阵子再去，反正我们这些人插到连队里，没有硬指标，全凭自觉。不料睡过了，抬头一看，马蹄表指到十二点。急忙爬起来往工地跑，刚走到海堤就见对面来了一群人，是“围垦”指挥部的几个。我很不好意思地想躲开他们，偏偏有一位对我有意见的同志眼尖，他风凉地说：“这也是个窍门，赶明天俺们也到这时候上工，起码也能歇歇胳膊腿。”当即羞的我无地自容。
堤坝筑起来了，海水也排干了，接着就是犁田、插秧。“围垦”指挥部的几位领导，不是“抗战”的，就是“解放”牌，年龄都在半百左右。一到插秧收割季节都下到生产队，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。我们种的是双季稻，每到立秋前后，就进入“三夏”大忙季节，一切都要突出一个“抢”字。从收割头季稻，到插完二茬秧，满打满算就是半个多月，处暑前必须把二季秧插完，再晚了，只能光见稻杆不见稻穗了。这时，南方的太阳把人晒的像烤焦的红薯，像非洲黑人，个个身上都脱一层皮。不论是割稻还是插秧，腰都得弓成九十度。想歇一歇，腰都直不起来。
一天下午两点多钟，我和副政委在田里割稻子，太阳的光芒像一根根尖针往身上扎。真想找个地方躺下挺挺腰，然而，领导都在撅着屁股割稻子，我怎么好意思偷懒呢。这时，突然听到“哎呀”一声，扭头一看，副政委右手捏住左手指“卟唧”一声往泥里戳，原来他手指被镰刀划了道大口子，鲜血顿时把泥土染红一片。我对他这种动作感到好奇，以为他是在用海泥消毒。包扎后我向他请教，让他谈谈海泥消毒的道理。他笑着说：“那里是什么消毒，是思想紧张。”
围起的这片土地是岛上唯一的开阔地。我们还在围起来的泥滩上打了几眼自喷井，不用抽水机，泉水就咕咚咕咚往外冒，所以稻子长得非常好，亩产都在八百斤以上。
三十年后，各地都在对当年的围垦滩涂进行反思的时候，我也在思考，我们那时候的所做所为是否科学？从现象上看，围海造田，便利交通，但也有落实“最高指示”因素和所谓“两条路线斗争”的瓜瓜葛葛。但这毕竟是在做事情，是在艰难创业。军队的主要责任是保卫国家，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。他们可以不围垦这片土地，而集中精力苦练军事技术，提高战斗力水平。何况他们在围垦这片土地的时候，正是“四人帮”拼命批判“唯生产力论”的时候。那些决策的将军们也可能受到这方面的攻击和批判。现在，他们中的大多数虽已作古，但是，他们开垦的这片土地和他们打下的江山一样，仍然像挺拔的松柏，充满着苍茏的生机。这不就是他们生命的延续吗？不正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创业精神吗？
当时在围垦这片土地的时候我就在想：应急时还可修个小型飞机场，它的面积比航空母舰大多了。我这个想法后来竟应验了，几年后的一天，台湾国民党空军一个叫李大维的人，驾驶一架美制教练机投奔大陆，过了台海中线后要紧急找地方降落，但因没有联系好，遭到我军炮击。这架起义飞机仓皇间就降落到了这片土地上。虽然这片土地相对开阔，但终因土质太软，飞机的半个脑袋还是扎进了淤泥里。
说到这里，我还想起几个叛徒的下场。李大维是弃暗投明，受到了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重奖，而那几个叛徒本来想卖国求荣，结果却葬身海底，喂了王八。
1966年搅起的那股文化大革命的恶水浊流，有一股流到了马祖海峡。陆军某部的一艘登陆艇在我们基地下属的“下白石修船厂”修理，返回时，行驶到国民党占据的马祖岛附近，有三个姓勾的艇员，他们是一个宗族的兄弟，疯狂地开枪打死了我们的其他艇员，把登陆艇开到马祖岛。马祖岛的国民党军事机关立即向台湾报告了这个“喜讯”，台湾当局更是欣喜若狂，以为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借此向世界标榜自己的光明，渲染中国大陆的“黑暗”。他们迫不及待地派情报要员亲自乘专机到马祖岛迎接。台北机场也旗子招展，标语充斥，人潮如水。记者挂着照相机、扛着摄像机趋之若骛。更特别的是一队队花枝招展、显皮露肉的的青年女子，手持小旗在风中摇来摇去。据说不少是从妓院里找的。她们将陪伴这些“客人”游山玩水，最后还能得到丰厚的报酬。
似乎一切都准备停当，“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”了。
当时，在我们基地的作战指挥室里，司令员正在向舰艇和岸炮部队布置作战任务：打掉这些叛徒。参谋人员在海图上圈圈点点，紧张地进行作业，我们处长也在电话机旁向各参战部队布置战前政治工作，传达战斗鼓动口号。我作为处长的助手(我分工抓战备教育)，坐在他旁边的一把椅子上。
从台湾机场布置来看，有可能是用飞机接这三个败类，但是兵不厌诈，他们表面上佯作空运，暗地里，用舰艇偷偷地把叛徒接走，也不能完全排除。中国古代就有“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”的战例。所以这次战斗上级布置两个方案：如果台湾从空中运送，由福州军区空军执行歼灭任务；如果用舰艇接送，这个任务就由海军福建基地执行。
舰艇有的在码头上待命，有的在锚地上待机，面对马祖的我连江黄歧岸炮营也已备足了炮弹，战士们已进入炮位，瞄准了马祖港口。空军的飞行员，则已经坐到了飞机的仓室里。真是箭在弦上，弓已拉满，只等一声令下。
北京总部指示，记得好像传达的是周总理指示，命令无线电静默。
墙上的挂钟在“滴答，滴答”的响着，秒针匆匆忙忙地在表盘上划着圆圈。
突然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：台湾接送叛徒的飞机被我空军打落了，三个叛徒连同台湾和马祖陪同官员共17个人一起葬身大海。据说这次空战，空军部队打得非常勇敢。敌人企图用从美国购买的高性能飞机低空飞行，以躲避我雷达对目标的捕捉，但是，我英勇的空军飞行员，也超低空飞行，最低离水面五六十米，终于把这架接送叛徒的飞机击落在大海里。
台北机场上那些等待焦急的人群，开始有些骚动不安了。本来只有几十分钟的飞行航程，怎么等了大半天，既不见飞机影子，也听不到一点消息。据说，最后还是听到一个“飞机不幸失事”的消息。这时，国民党那些高官们一个个都像泻了气的皮球，垂头丧气地溜走了，跟在他们后头的是一群扭着屁股的女妖精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