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6年发生了2件对我而言十分重大的事情。一是毛泽东逝世,那天下午跟父亲从飞鸾回三都,礁头已没有班船,找了条小舢板,海面非常平静,只听见吱嘎吱嘎摇橹的声音和它带起的水花声,船夫的大脚黑黝黝的,在船板上一踩一踩很有节奏感,经年累月的反复,木板已凹陷现出一个脚的形状,我就那么一直看着……快到三都码头时,高音喇叭传出的哀乐清晰可闻,又谁死了?听明白之后的第一感觉是,那不可能!没上学就开始喊万岁,喊了那么多年早就把他当成了神。记住了船夫的脚却忘了怎么到的家,一进门就见二姐伏在缝纫机上痛哭,那天母亲前后脚也回来了,看见二姐在哭,骂了句:倒萨匹!(跟老蒋的娘希匹同一个匹字,傻瓜的意思)这一骂,立马把神坛上的神替我拽下来了,该吃饭吃饭,该睡觉睡觉,不然真不知道那天我该是什么表情度过。也许就是从那天开始,我进入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。
第二件事,我上中学了。学校全称是宁德第三中学,在小学东面数里外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坡上,一幢全部由石块磊建的三层建筑,初一到高二按楼层从低到高,我们班的教室在1楼最西侧,边上还有个小柴房。同班同学大多是从小学一块儿升上来的,但有几个没继续上,都是地方上的孩子。这个时候,男孩越来越疯魔,女孩越来越安静,造反有理的余音仍在我们的大脑里回响着,又出来个张铁生,一个个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,谁跟老师作对谁牛B,记得有次新来了个老师,陈勇没认真听课,他走过去批评陈,不知怎么把铅笔盒弄到了地上,陈义正词严地要求老师把铅笔盒捡起来,结果是这个老师走开了,没继续批评也没捡笔盒,我们一致认为陈勇胜利了。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看这个老师不顺眼,老跟他作对,现在回想起来,那个老师太紧张太严肃了,不过关于那个团结紧张、严肃活泼,确实很容易把人弄成神经病的。教室的内墙有层沙灰然后粉白,不知从哪天开始,墙上出现了破损,沙灰很容易就能抠下一块,于是课堂上经常泥块横飞,甚至都不敢上黑板前答题,因为那时背对着大家,泥块纷纷砸到黑板上方,粉碎后沙泥就落满头,最麻烦的是从脖颈处落进内衣,发展到后来连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都有泥块飞到他的头上去。没过多久,教室一圈只要手能够到的地方,白色全无,沙灰全无,露出了的全是粗糙的石头。再说说窗户吧,刚去上学的时候应该是有玻璃的,也许是关窗不及时或台风天没有做保护,后来一片玻璃都没了,没了玻璃的窗那就不是窗户了,成了可以拆卸、可以燃烧的材料,某个暑假过后,窗户变成了窗洞,对于精力充沛的半大小子来说,跳窗也成了一个时尚的行为,特别是座位靠窗的,进出教室基本不走门。被老师点名批评不接受的话,也是穿窗而去。到初二的时候,我开始钓鱼,经常背着鱼竿去上学,有的时候趁老师转身的时候就从桌下抽出鱼竿跳窗出去,次数不多,也没受到惩罚。后来我也当了老师,哪里会不知道学生逃课?但在那个大背景下,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的清净。我们班的洪海华,大头,比较好学,但教室里没法看书,有次考试前他只好爬到一棵树上去看书,结果被发现了,男生们几乎是一致的叫他下来,不下来就用石块扔他。有一点还好,我们不欺负女老师,记得教我们历史的是个女老师,姓叶吧,考试的时候生怕不及格,那个着急啊,又不敢偷看,后来也没法偷看,因为旁边的人都交卷了。上了中学,自然就不再是红小兵了,但参加红卫兵又不够格,这下子政治上没了认同,也导致了我们的放纵,既然考试可以交白卷,又不需要向某个组织靠拢,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?于是浑浑噩噩,于是昏天黑地,下课就打闹,上课就盼下课,放学后最刺激的游戏,是分成两拨扔泥块,地瓜收了以后不缺弹药,急了摸到石头也会扔出去,鼻青脸肿回家的自认倒霉吧。就这么混了2年,初中毕业了,还发了张毕业证书。回到浙江,想想高中是肯定跟不上了,那就留级吧,摸底考试语数外三门加起来还不到100分,被当场奚落了一通,还想上初二啊,初一能跟上就不错了!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