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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中全会拨乱返正 舍别舰艇从事政工
——从军回忆录之十二
老水兵
1979年元旦刚过, 一纸调令将我从鱼雷快艇抽到支队（师）政治部组织科任正连职干事。按政治部首长所说就是：从基层选调优秀年轻干部充实机关，以适应新时期发展的迫切需要。
那时，刚刚降下帷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宣告结束文化大革命，摒弃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政治路线，确定全党全国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，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。
三十年的历史证明，三中全会的决策无比英明，否则中国就更加灾难深重。但是，由于长期受错误路线影响，要从指导方针、思想观念、实际行动各方面均进行工作重点的战略大转移，大刀阔斧地拨乱返正，可谓“百废待兴，百端待举”，难度相当大。举例佐证：
报到第二天，我随杨家海科长（副团职）列席支队党委扩大会议，议题是“如何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加快部队建设”。刚转入讨论，就有一位正团职领导“义愤填膺”地说：“没有毛主席，就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；没有毛泽东思想，就没有前进方向，就没有胜利希望！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走了，竟有人胡说毛主席也犯错误，胡说毛泽东思想也不够全面。再这样下去，无产阶级红色政权能保得住吗？！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能抵挡出去吗？！我们都是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走到今天的，我们要誓死维护毛主席的光辉形象、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！”说话间激动地站起来，右手下意识地摸摸腰间（幸亏没配带手枪，否则会掏出来衬托他的决心）。
假如这些言语这些举动放到现在，简直令人可笑，但当时确实有不少老干部“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”和固有的政治观念，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，把客观公正地评价领袖的功过是非误认为是“诽谤”，把全面准确地把握革命理论体系误认为是“修正主义”，这并非“天方夜潭”。好在上级领导机关有所预料并认真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，规定讨论中允许发表不同观点，“不扣帽子，不打棍子”，但要求认识上务必尽快端正，行动上必须立即执行，做到“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”。
我到任的组织科，承担着师党委决议的传达督办、各团级领导班子的考核调配等重要职能。支队党委扩大会议结束后，杨科长就立即带我到各基层部队转。白天参加各类会议，晚上整理笔记撰写材料。习惯于海上军事训练战备护航的我，虽然平时也忙里偷闲喜欢写点东西，但真正让屁股钉在椅子上、让钢笔粘在手指缝，确实很不适应。
杨科长觉察出我的烦恼后，便推心置腹地与我交谈。交谈中，他道出我调职的过程：几个月前，海政组织部王子尤处长设想将我抽调上北京（只是王处长尊重我本人意见没有下调令，详见本人从军回忆录之十《政治活动连绵不断 军旅征途再临选择》），就已引起支队政治部的注意，恰巧目前机关要充实，组织科和宣传科都想要我，尽管快艇大队不想放，但支队还是下调令了。末了，科长明确地说：“从基层到机关，从军事干部改任政工干部，是组织的需要，你必须服从命令并且认真履行好新职责。”
看来，只能“认命”了。好在我从16岁就走出社会独立生活，适应性较强，很快便进入角色。由于我刻苦努力，没过两个月，各团级和直属营领导班子的情况便掌握得八九不离十。
一次偶然机会，使我责任更重。那是1979年3月初，支队政委周显明下部队调研并指导。领导出行，秘书随从，这是规矩，但恰巧履行秘书职责（按规定正师级以下干部不配专职秘书）的我科副科长感冒发烧，而科长正为即将召开的党代会筹备工作忙得不可开交。这样，我就被安排临时顶替。一个多星期里，我跟随政委及宣传科长乘坐“嘎斯69”吉普车（苏联产，因尾部宽大，外号“大屁股69”），从闽中到闽北，深入到导弹快艇大队、鱼雷快艇大队、勤务船中队、舰船维修所等基层部队。要知道，那年头，正师只能配吉普，那车可不是现在的越野车，帆布作顶，没有空调，四处透风，夏天蒸桑拿，冬天挨北风，跑在福建前线黄泥垫底的国防公路时，尘土还一个劲往里灌，坐车也是够疲劳的。我也不辞劳苦，认真履行秘书职责，写了满满4本笔记，而且每晚都整理归纳草拟调研报告。返程途中，政委吩咐我两天后完成调研报告。当晚，我通宵达旦修改补充已经草拟好调研报告。次日早晨上班，当我将五千多字且抄写得工工整整的《关于团营部队现状和近期须加强措施的调研报告》呈报给周政委时，他显得十分意外。下午，他让我在调研报告上提炼了几个观点后，便挥笔签署“同意印发支队常委阅，并提交常委会讨论充实后，以文件形式发直属单位”。这是我为正师级首长撰写的第一篇文稿，如此快捷就通过，顿时充满喜悦。要知道，那年代没有电脑，一笔一划都是靠手写的；没有网上搜索，所有资料和观点都是凭阅读文件和实践积累的。要写篇稍有指导价值的文章，实属不易。碰巧的是，几天后时任海军福建基地（正军）政委王俊杰来支队检查工作，周政委以此调研报告为基础向他汇报，获得赞赏。周政委大概觉得我的笔法对应他的思路，之后又让我起草了两份讲话稿，都予以采用。
4月28日（今天刚好是32周年），支队召开第二次党代会（照片附后）。会后，科里便根据周政委的意见，对我的职责作了调整，在原有范围增加了“承办支队党委秘书职能”的内容。
在宣布职责调整的科务会上，我像犯了错误般如坐针毡，因为上机关仅仅4个月，就承接起原本是副科长的部分职责，而副科长刘儒是抗美援朝时期入伍的老资格，是我尊敬的上级、老师和长辈呀。可是，刘副科长非常宽仁，当众表态：“何干事能力强，观念新，承接秘书职责是合适的，我五十多了，身体不好，思维也迟钝，新时期应当有新观念新作风。”会后，他非常愉快并细致地移交了党委秘书的工作，之后一段时间里，仍耐心指导我工作。
……
从1979年初到1982年初，我在海军（鱼雷导弹）快艇21支队组织科工作整3年，期间经历许多事件，不必累赘。切身关联较重要的有二：其一，1979年全军对干部中的2%予以提前晋级（那时以行政级别定薪金，当时1969年之后入伍的，无论职务是师级还是团级，仍是行政23级，和排长一样月薪54元），以解决个别职务高而行政级别低的问题，我是73年兵仅正连职，对此事根本不沾边，但出乎意料竟然得以提前晋级，是当时全福建基地（军级单位）兵龄最短的22级干部；其二，1981年所在科副科长转业，支队上报调配方案，拟越级提升我补缺（正连职直接提为正营职），基地干部处派员来支队考核，因听到个别干部认为我“未在基层任过营职政工领导，缺乏全面组织能力”的评价而否决。我对此很理解，扪心自问：当时未担任过基层政工领导的我，怎能担当起指导各团级领导班子加强建设的重任呢。
1982年，又是一纸调令，使我离开了服役十个年头的三都岛。
附：海军快艇第21支队1979年4月时的支队领导名单和在本文最后边照片的位置：
最中间者——张子魁，支队长、支队党委副书记（正师职）；
左起第3名——周显明，支队政委、支队党委书记（正师职）；
右起第3名——张锡元，支队副政委、支队党委常委（副师职）；
右起第2名——王炳岐，副支队长、支队党委常委（副师职）；
左起第2名——胡兴华，副支队长兼三都快艇基地基地长、支队党委常委（副师职）；
右起第1名——于学友，支队参谋长、支队党委常委（副师职）；
左起第1名——李鸿祥，支队政治部主任、支队党委常委（副师职）；
（未完待续）
(注：由于网络版面等原因，以下照粘贴后被剪裁变窄，边上的人物不全，如需看大图片，请点击：http://hw07576313138.blog.163.co ... d=210089545&p=1)
2011年4月28日 |
